當技術降低了誘惑的成本，增加了誘惑的吸引力的時候，社會還需要更高的運行規(guī)范，如建立更嚴格的防沉迷機制。

　　對游戲的批判，已是老生常談，最近又有公益律師在征集沉迷案例。

　　就沉迷游戲現象來說，客觀地講，包括游戲在內的玩物，只是一個外因。家庭教育因素、個人性格、甚至大腦生理特征，才是內因。社會總是充滿誘惑，淘汰機制始終存在，游戲也是淘汰機制的一部分。很不幸，一部分人就成了被淘汰者。

　　不過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、技術飛速發(fā)展、市場機制發(fā)達的時代。在這個時代下，值得討論的問題是技術發(fā)展對這類沉迷物的影響，以及對于社會的影響。

　　電子游戲的出現，很大程度上推進了這種沉迷之物的強度。如今，在市場機制與移動互聯網、智能手機的推進下，這種誘惑更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　　首先，技術使得誘惑的成本降低。以前玩游戲要游戲機、電腦以及場地，而現在一部手機足矣。手機不但降低了游戲設備的成本，而且，手機游戲是針對碎片化的時間設置的，只要心念所至，不管在何時何地都能玩。而一旦開始，就很難結束。

　　其次，隨著技術的發(fā)展，專業(yè)分化加上市場機制對利潤的渴求，有些企業(yè)對人性的研究也加深了。很多企業(yè)紛紛以各種心理、營銷、人類學等理論作為指導，以眼球跟蹤技術、大數據技術等作為手段，以便更加了解人性弱點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移動互聯網的出現，使得游戲被帶入了社交。而這使得很多人迷戀的游戲中的巔峰感覺，不再是完全虛擬的，而是社會化的，所以也更吸引人。

　　這是社會沉迷機制前所未有的變化。它變得專業(yè)化、技術化、利潤化，因此吸引力也變得更大，人群中玩物喪志的這類人比例也會前所未有地擴大。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，是一個新問題——某種程度上，也是一個老問題。美麗新世界的預言，就預示了這點。

　　從權利角度看，沉迷這種淘汰機制，是基于自由與權利的，人并不是總要做有意義的事，毫無增益的娛樂也有價值。就此看，對于游戲，應該采取市場原則、自由原則、權利原則。

　　但在自由、權利的底線之上，社會還需要更高的運行規(guī)范。特別是當技術降低了誘惑的成本，增加了誘惑的吸引力的時候。

　　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建立更嚴格的防沉迷機制，提倡市場的道德性，都是合理的。有些事，個人可以做，公司不能做；小公司可以做，大公司不能做；一個成功的公司可以做，一個偉大的公司不能做。這就是市場在自由與權利之上的道德意義與公共意義。

　　□劉遠舉（專欄作家）